王思政这个人，但凡对后三国历史有所了解、哪怕只是稍感兴趣，都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其人其事的确是非常彪悍，后三国第一塔防大师，高欢快乐城的建造者。尤其在镇兵占据北方绝对主流的情况下，王思政的存在更是一股清流。
王思政出身太原王氏，早年便曾经跟随北海王元颢进入关中平叛，归朝后又被时为平阳王的孝武帝元修招为门下，后来孝武帝与高欢交恶而西出，王思政便又跟随同返关中。
王思政引兵奔赴河南，对西魏而言绝对是一个重磅消息。台府内外对此欢欣者有之，恼怒者有之，但无论各自情绪是喜是怒，普遍都带着一股惊诧。
因为这是一次先斩后奏、没有经过台府商讨决定并加以授权的军事行动，其所有理据只在于侯景割献四城以及时不我待、争抢战机的观点上。
至于侯景是不是真心割献、东魏对此的反应，尤其是这四城能否长期据有、对西魏又有什么战略和战术的价值以及国中情势支不支持这一场军事行动，统统都没有一个整体的考量。
有的时候，莽撞的行为可以带来一个美好的结果，这样的举动还可被称为神来之笔。
至于王思政这一行为称不称得上神来之笔，眼下仍待时间的考验，但对当下所带来的影响，则是逼迫华州霸府放弃之前那种观望的态度和战术选择的权力。
除非宇文泰当下便壮士断腕的放弃掉王思政和荆州那万余步骑，仍然立足于霸府即定的立场去筹谋计划，否则凭今霸府所掌握的力量，是远不足以开辟两个战场的。
李泰自然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变数发生，所以之前对于宇文家叔侄们针对河阳、乃至于邺城的构想都不怎么感冒，因为只要王思政入场，那么河南这乱局是泥潭也好、是金山也罢，西魏都难以侧身事外，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去设想和执行其他的路线。
对于王思政其人，李泰个人感情上是非常钦佩的，但是具体到出兵河南这件事情，他却觉得王思政是有一点不够理智且意味不明。尤其是如今他也成为时局中比较重要的一员，便越发觉得此举有失莽撞。
当然这也跟王思政在西魏比较特殊的地位和处境有关，他是跟随孝武入关的洛阳朝廷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曾经还是孝武帝潜邸门生，所以在孝武帝被弑杀之后每不自安，继而便发生了以樗蒲为誓以表忠心的一幕。
这一故事第一表明了王思政赌技高超、堪称赌神，第二则就是他当时的处境的确是已经危险到不这么赌一把估计都没有以后的程度。
毕竟再怎么渴望进步、对老大再怎么忠诚，也不能拿副骰子在手、掷不出豹子我就自杀，这绝不是什么常态的上下关系的表现。
甚至王思政这番表演的观众不只是宇文泰，更是那些北镇将领们。这些家伙或是不忿王思政身具高位，哪天喝大了一拍脑门想起来咱这还有一个孝武余孽，我得替大行台斩草除根！
这一次赌博，让身处群狼环伺的王思政处境有所改善，但若说就此被宇文泰纳作心腹那也谈不上。真正让王思政得以安身立命的，还是那出众的军事才能。
跟随孝武西迁的洛阳人物不乏，但能够一直活跃在与东魏对抗第一线且军功卓着的，却只有王思政一人。宇文泰即便不能心腹委之，但也还没阔气到闲置这样一个大才而不用，更不能忽略王思政其人于内于外的声望。
如果要作类比，王思政跟东魏的慕容绍宗倒是略有类似，都是上一代首领的心腹，又凭着自身的才能、声望与人脉积累而立足于新一代的霸朝。
关于王思政此番兵进河南，抛开一些似有似无的政治意图不谈，从王思政的个人情感立场而言，李泰倒是觉得可能在王思政看来，霸府对他凡所任用都未尽其才，从来都没有给过他一个可以尽情发挥出自己所有才能的岗位和机会。
我还没用力，敌人便先不行了。既然霸府出于种种考虑、不肯给予我这样一个机会，那当然要自己去争取。如今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让我综合性的展现自己，那还等什么？
但无论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事情演变成这个样子，总得需要积极去面对。
在霸府最新一次的军事会议上，中外诸军重要督将们齐聚一堂，而端坐于厅堂最上方的大行台宇文泰神情端庄肃穆，瞧不出什么明显的喜怒之色。
今天的这一场会议，不再是讨论霸府该不该出兵河南，而是出兵的规模、统军的将领与行军的路线以及需要达成的目标。
无论如何，王思政这一次出兵总算是打破了一个僵局，让霸府最高决策程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唯一有点不爽的，就是这种进步是被动的。
但若说宇文泰对河南之地完全没有垂涎，那当然也是不对的。
之前之所以表现迟疑，多少是有一种“这是我能拥有的？”之类念头，以及相比较而言河阳一线的战术构想对西魏价值更大，但也不至于已经摆在嘴边的肥肉都不肯吃。
几个议题中，首先确定的便是今次军事行动的最高统帅，没有争议的李弼以高票当选。
李弼晋升太尉以来便一直主持霸府军队建设工作，在如今中外军中享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本身的军事素养也是首屈一指。此番奔赴河南本就局势复杂，很有可能会遭遇艰难辛苦的战斗，对主将个人能力与威望的要求自是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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