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宗、李勇二人商议了大半夜后，李勇告辞离开。
看着深沉的夜色，徐承宗有些无奈，国公府这一大家子需要养活，需要维持门庭的煊赫，各种人情往来，各种迎来送往的，每年若是只靠那点俸禄，怎么够？
没钱怎么办？经商是条好出路，但经商再赚钱，也比不上无本的买卖啊。
徐承宗的爵位继承自自己的哥哥徐显宗，由于徐显宗无嗣，他算是捡了个漏，因为父亲徐钦曾被太宗皇帝夺爵，所以徐承宗跟哥哥徐显宗的性格还好，没那么跋扈，特别是徐承宗自己，十分克制。
但没什么用处，有些事情沾上了，想要摆脱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处占了，吃干抹净，抹抹嘴就想走，哪有那么好的事情？那些兵头可不是什么好相与的。
至于卫所的其他勾当，徐承宗有所耳闻，但他刚刚担任南京的外守备，之前不过是个空头国公，掺和不进去，而且他也没有那个兴趣。
回到家中的李勇与徐承宗一样，都是心事重重，徐承宗刚刚接任南京外守备一职，跟南京各卫所之间还未形成更深层的利益关系。以为那些兵头拉拢他吃点空饷就是全部了，这些兵头真的只靠吃那点空饷，便能如此奢华吗，坐井观天了呀。
李勇的父亲李贤是上一任南京守备武臣，在任十余年，李家其实才是与各卫所各种利益纠葛深重的家族。
徐承宗刚刚上任没多久，对于其中的弯弯绕当然不了解。
南京卫所的空饷、占役其实并没有多厉害，他们不指望着这仨瓜俩枣的发财，真正的大头在于盐，官盐与私盐，以及来来往往于大江、运河上的客商们。
客商且不说，作为沟通南北的重要水路，运河上来往的船只是个天文数字。而大江更是天然的水路，客商自然更不会少。
两淮盐场三十处，每年产盐七十万引，占天下盐课的三分之一，这是官盐。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江南十四郡，无一食官盐者，这么多私盐又是那里来的？
对比一下宋明清三朝的盐税，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明朝盐税是三朝中最少的，大量的盐税流失，流到那里去了？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盐税的大量流失？
问题直指大明的盐法——太祖设置的开中制以及万历后取而代之的纲盐制。纲盐法实施后，官府不再干预盐务，只管抽税，一年二百万引盐，折合六亿斤，盐税收入却只有一百万两！
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钱都到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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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这些人沆瀣一气，勾结起来的大头。盐使司、巡检司、官府、漕运总督、镇守中官、卫所、盐商之间，联结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趴在两淮盐务上吸血，个个肚满肠肥。
比起两淮，张璟在灵州处置的吕、周两家简直都给盐商丢脸，瞧你们那小里小气的样儿，干了大半辈子盐商，就这？
的确没法比，陕西苦寒之地，交通也不似江南这么便利，人口也少，境内有点实力的商人早跑到扬州去了，谁还留在陕西呀。所以，哪怕是官商再怎么勾结，也闹不出多大的动静来。
江南自然不同，可谓天下繁盛之最，人口众多，百姓富庶，工商业发达，怎么比？
卫所和巡检司以及盐丁们负责私盐的陆路运输、安保工作，而水路则由总漕负责，而盐商们则负责将盐发往各地，盐使司、官府以及镇守中官则联合起来，欺上瞒下，每年获利，何止百万两白银！
大明初期，盐商多是晋商、西商，但随着徽商的崛起，逐渐三足鼎立。到了此时，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而到了大明中后期，徽进、陕退、晋转，则只知有徽，不知山陕。
西商入川，京营票号、井盐等。而晋商则几乎完全退出了盐业，至于干了些啥，大家也都知道，不赘言了。
对于南京卫所情况，李勇是最清楚的人，正因为清楚，他心里才没底，与周礼交好的他早已知道张璟此来的目的，整顿南京诸卫，为将来可能的战事做准备。
“周公公怎么说的？”回到家的李勇把自己的心腹李非叫来问道。
“周公公说他这几日会去拜访新任大司马，待他拜访后，再做计较。”李非回到。
李勇闻言，挥挥手，“下去吧。”
李非退下，李勇有些焦躁不安，卫所情况其实没那么糟糕，空饷、占役的情况并不十分严重，因为他们需要人做其他事情。
问题正出在这里，他们那些杀头的买卖片刻都离不了人，张璟一旦把南京卫所士卒抽调一空，他们那些买卖基本上也就完了。
私盐的利润，肉眼可见，铤而走险的人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他们这些人本事再大，也无法一手遮天，把私盐生意全部给垄断了。
况且他们内部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说整个江南，光南直隶就十四个府、四个州，不可能所有的府州县官员都勾结到一起，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而人一旦多了，就容易生事。
两淮盐使司设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泰州、通州属扬州，两淮盐使司位于扬州，陕、晋、徽三地盐商齐聚扬州，使扬州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市，而漕运总督衙门则在淮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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